第 02 章 · 1513—1687

变得可读的中国

中国通过翻译、协作与印刷构成的链条变得可读。

葡萄牙船只于1513年抵达珠江口,但接触并未立刻带来理解。此后一个半世纪里,领航员、中国学者、耶稣会士、雕版师、译者、出版商与外交官反复把地方知识转换成新的视觉和文本形式。

史料组7 件史料 · 1584–1687

方法说明这一时期始于1513年的海上接触,视觉序列却从1584年才开始。这段间隔标记了相遇转化为持久、可复制知识的缓慢过程。

阅读证据

证据序列

中国如何成为一套信息系统

沿着 4 件留存史料向下阅读;论述从一种框架推进到下一种时,图像也随之变化。

0101 / 名称
一幅以西为上的手工设色中国铜版地图,标示省名、河流、城市、长城、船只、帐篷、动物与装饰图饰。
1584年《中华,古称赛里斯地区新图》大卫·拉姆齐地图收藏
一幅以西为上的手工设色中国铜版地图,标示省名、河流、城市、长城、船只、帐篷、动物与装饰图饰。
1584年 · 《中华,古称赛里斯地区新图》

01 / 名称

一个名称获得边界

巴布达与奥特里乌斯的地图刊载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地图集中,赋予“Chinae”一个由省份、河流、城市、道路、山脉和醒目长城填充的有界形体。旧称与旧报告依然存在,但页面把它们整合成一个领土对象。

细读地图以西为上。长城成为戏剧性的边缘,帐篷、动物、船只和装饰人物则把转述的地理变成一幅既要告知、也要说服读者的地图集图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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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幅极宽的手工设色中文世界地图,采用椭圆投影,中国位于中央附近,周围有大量注释和天文图。
1602年 · 《坤舆万国全图》

02 / 翻译

世界开始说中文

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并非一件简单输入中国的欧洲器物。李之藻参与项目,张文焘刻印六幅屏条。中文、明代纸张、木版与士人劳动,使一种全球投影能够进入中文阅读世界。

细读中国位于视觉中心附近,千余个地名和大段说明环绕各洲。地图把文艺复兴投影法与中文语言和印刷实践连接起来;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单独解释这件器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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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幅手工设色的中国、朝鲜与日本地图,标示省界、河流、山脉、城市、经纬度以及装饰性标题图饰。
1655年 · 《中华帝国新图》

03 / 省份

一个帝国成为一部地图集

卫匡国与琼·布劳把中国领土知识重写为荷兰地图集的视觉语法。全国总图与各省分图,让帝国显得内部秩序井然、可以比较,也可以反复查阅。

细读着色边界、经纬度、河流系统、省名与欧洲式图饰并置。自信的表面遮蔽了把中国地图和方志翻译进另一套制图系统的劳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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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幅宽幅铜版画,描绘想象中的北京皇家庭院;对称宫殿、卫兵队列、外交官、马匹与编号说明共同出现。
1665年 · 皇宫内廷

04 / 亲历

观察成为市场

约翰·尼霍夫随1655—1657年的荷兰使团旅行,并留下笔记和图稿。在阿姆斯特丹,雅各布·范·默尔斯的工坊把这些材料制成豪华畅销书,让读者得以想象中国各地的城市、仪式、建筑与人物。

细读版画给外交官、马匹、传令官和卫兵编号,仿佛在记录亲眼所见的场景。对称宫殿和舞台般的纵深也显露出版商之手:“写生”是一项商业主张,并不保证图像如实呈现所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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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向解读

可读并不等于透明

这些器物让欧洲读者更容易组织关于中国的知识,却也筛选、重排,有时还遮蔽了构成其权威的人与制度。

  1. 01欧洲名称与地图集惯例,把经由多种语言和路线进入印刷世界的地理标准化。
  2. 02中国学者、刻工、地图、方志与中介者提供了关键知识,却经常被压缩进欧洲作者身份之中。
  3. 03传教、外交与商业决定哪些细节被视为有用;地图和所谓“亲历”图像从来不是中立容器。

证据目录

本章史料

  1. 01《中华,古称赛里斯地区新图》路易斯·若热·德·巴布达;亚伯拉罕·奥特里乌斯出版1584年有边界、有名称的领土
  2. 02《坤舆万国全图》利玛窦、李之藻协作;张文焘刻印1602年被翻译成中文的世界
  3. 03《中华帝国新图》卫匡国;琼·布劳出版1655年被划分为省份的帝国
  4. 04皇宫内廷据约翰·尼霍夫图稿;雅各布·范·默尔斯雕刻并出版1665年为印刷而编排的外交相遇
  5. 05《万国全图》艾儒略约1623年改编与流通
  6. 06《中国图说》卷首插图阿塔纳修斯·基歇尔与一名身份不详的雕版师1667年为传教服务的知识
  7. 07拉丁文《孔子生平》殷铎泽、柏应理、恩理格、鲁日满及其他协作者1687年为欧洲翻译的中国哲学